補鞋佬

呢對喺泰國買嘅鞋, 阿囡好鍾意架, 唔止因為有Minnie公仔, 最主要係因為係高跟!
不過其中一隻排珠仔著兩著就甩咗.... 掉咗好似太浪費卦?!




















而我唔知點解會買呢筒嘢... 不過終於用得著...




















剪啱長度, 用膠水貼上去, 好快攪掂!

橡根魚吊飾

已經無玩織橡根,無聊拎嚟玩吓, 阿囡見到又話要織, 點知織織吓斷咗, 彈到個鼻, 喊到拆天... 慘!

到夜晚佢竟然夠膽再整, 主動話要上youtube搵video跟住整添, 佢揀咗整條魚,我都覺得好得意呀!買過幾次橡根,可能有種真係特別差, 一拉就斷, 玩到夜叫佢訓先,我自己再整。

跟唔到video要求嘅顔色, 結果整完又係怪怪哋,遲啲買過堆橡根再整。

 原裝嗰條係好靚架...

叩門遊戲...完

真係估唔到幼稚園嘅同學會睇世界杯...
囡:「巴西輸咗呀!」
我:「你又知?! 係呀, 巴西對德國, 輸咗1比7呀, 輸咗真係會好唔開心, 我都唔開心。」
囡:「輸咗無得玩囉。」
我:「仲有, 不過季軍賽囉, 爭第三名, 無得做第一同第二啦。」
囡:「咁邊個贏呀?」
我:「未知喎, 巴西對荷蘭, 不過巴西都贏過好多人先嚟到呢度架, 咁你話係咪贏過就一定贏?」
囡:「唔係。」
我:「咁輸咗係咪永遠都會輸呢?」
囡:「唔係。」
我:「四年後巴西又會再有機會, 依家努力練習, 下次一定會贏返架!」
我:「其實我哋個叩門遊戲都輸咗啦... 不過六年之後, 我哋又有機會再玩過, 只要你努力, 我哋會贏返架!」
囡:「我會俾心機架啦。」
(得閒真係要提吓你應承過我先得!, 哈哈!)

心心髮夾take two

間中要整返啲簡單髮夾先得.... 呢個用咗Handmade字樣絲帶做底, 加兩個鈎織嘅心心就攪掂!

橡根手鍊禮物

好耐無整橡根手鍊啦, 居然收到禮物, 簡單是美, 好可愛呀!

絲帶花髮夾

第一次整呢種絲帶花, 次次睇人整都以為好易, 整落就會發現問題.... 

老師遊戲

囡:「媽咪, 我哋玩老師遊戲呀？」
我用緊電腦 ：「好呀。」
囡:「你做老師。」
我仍然用緊電腦 ：「哦。」
囡:「媽咪, 老師上堂唔用電腦架。」
我依然用緊電腦 ：「我呢種叫做補習老師, 係會用電腦做自己嘢嘅, 學生自己做功課, 做完拎埋嚟, 我會睇架啦。」
囡:「.......」

人體系統

同事A:「唉, 我個女又測驗。」
同事B:「小學咋喎, 考乜呀?」
同事A:「六大人體系統, 仲要知道有乜器官同功能。」
同事B:「嘩! 我剩係記得循還系統, 仲有乜呀?」
同事C:「我記得消化系統!」
同事D:「我記得泌尿系統!」
我:「成間公司都無人記得晒, 你個女唔識其實無乜大不了! 」(合格咪算囉!)
同事A:「...... 」

灰色格仔頭箍

呢個頭箍好粗, 整少少花款係咪應該好啲呢? 試一試格仔, 本來想用黑色底, 可惜買得太少唔夠長, 改用灰色, 效果都OK, 阿囡戴起都幾好睇喎!

祈禱

囡:「你未祈禱喎!」
其實我從來都唔會祈禱... 我都唔係教徒... 算! 應酬吓佢!
我:「哦!」
囡:「今日有乜嘢食?」
我:「嘩!擺晒喺檯都要問?」
囡:「我唔知呢樣點叫呀嘛, 乜嘢蒸魚?」
我:「哦! 咁你剩係講魚咪得囉!」
囡:「多謝天父俾我哋今日有魚食, 有肉食, 有菜食, 求天父潔淨, .... , 阿門!」

我:「點解你唔食魚?」
囡:「我唔鍾意食, 唔食呀!」
我:「但你頭先話多謝天父俾你有魚食喎。」
囡:「話有, 唔係一定要食。」
我:「.......」

兒童權利公約

修身齊家... 有幾多個家有平等自由?!

 

 

每一名小朋友都有遊戲權利。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1989）第 31 條，兒童有權享有休息和閒暇，從事與兒童年齡相宜的遊戲和娛樂活動，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和藝術活動。兒童不只享有遊戲權利，締約國更應「尊重並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和藝術生活的權利，並應鼓勵提供從事文化、藝術、娛樂和休閒活動的適當和均等的機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一直擁護兒童遊戲權利，因為這對兒童的語文、分析以至決策能力都有莫大裨益。

還兒童真正童年，給兒童每日至少1小時自由遊戲

為甚麼至少1小時？

根據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由1970年代末開始，兒童每日平均損失1.7小時的自由時間。在這段期間，過胖的2至11歲兒童人數，亦增逾一倍。美國兒科學會亦發現兒童因為失去自由的遊戲時間，更易患上抑鬱及焦慮症，並建議給予兒童每日至少1小時的自由時間，最後是戶外活動。

遊戲是任何具趣味性和參與性的身體活動。它通常是自發的、無組織的，並且不受成人的方向所束縛的。由成人主導的校園、康樂活動，因為受成人的方向所限，令兒童難以作個性化的發揮，很多時候更涉及競爭，難以取代「自由遊戲」的好處。電子遊戲中，兒童被動地接收大量影像及訊息，甚少主動參與，因為亦不能與自由遊戲並論。

要讓兒童享受自由遊戲，十分容易！您只需要：

• 空間！雖然兒童可隨時隨地，運用最簡單、最普通的物資進行遊戲，但若兒童居所附近，都有一個安全的遊戲空間，會更為理想。戶外或帶有自然環境的遊戲空間，都對遊戲有莫大益處。
• 成人的支持！成人不用教兒童「怎樣遊戲」、「和誰遊戲」、「在哪遊戲」，或為遊戲訂立目標及獎勵。兒童是最好的遊戲專家，他們能發揮創意，就這些問題做決定、商量遊戲規則和界限。還可以任意發揮他們的想像力。但您可以在旁陪同，隨時提供支持，但最要的是令兒童感覺可安全、放心地遊戲。

簡單而言，真正的「遊戲」有4大精粹。

• 孩子主導：孩子應該有玩甚麼、如何玩、怎樣玩的主導權，不應只能一味聽從成人的指示進行遊戲。因為遊戲著重兒童主動探索，在過程中發挖無限可能。
• 快樂成長：每個兒童都有遊戲的需要，在遊戲期間獲得的快樂，可令兒童感到放鬆、紓緩壓力，是兒童快樂成長的重要一環。
• 隨時隨地：當兒童提出想玩、想遊戲的慾望，成人不應該斷然拒絕，這樣可能對兒童構成傷害。事實上，不論任何情況亦都可以有「遊戲」的空間，即使在餐桌上，如果孩子提出想玩的要求，成人可以配合，因應現況，選擇一些合適、較靜態的遊戲，例如：講故事等。
• 自由空間：所指的「Playable Space」，包括：社區基建下的兒童的遊戲設施及空間；
  家長對兒童遊戲所持的態度；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遊戲的機會；

普教中

我只信科學, 我原本揀粵教中嘅理據係:

(1) 無證實過普通話教學能提升中文能力!

(2) 屋企無人講普通話, 無支援, 咪攪我!

 

 

睇完下面呢篇嘢, 簡直覺得係溫水煮蛙, 有得揀, 我要粵教中!

Journal of Basic Education, Vol. 17 No. 2, 2008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基礎教育學報，第十七卷第二期，二零零八年 © 香港中文大學 2008

關於「普教中」討論的反思

 

鄧城鋒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

自從課程發展議會（2000）把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普教中）定為長遠目標後，越來越多學校以不同的形式作「普教中」的嘗試，「普教中」在香港似乎是勢在必行。本文嘗試全面檢視關於「普教中」的討論和研究，結合香港及台灣地區的語言政策發展歷史，探討「普教中」這個課題的本質。目的是找出目前關於「普教中」的討論的不足之處，並建議進一步討論和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普教中、教學語言、語言文化

關於「普教中」的討論

課程發展議會(2000)提出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是該議會的長遠目標，2003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簡稱語常會，2003，3.2.14）表示「非常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長遠展望」，可惜兩份文件都沒有把制定政策的理據清楚地寫出來。其後實施「普教中」的學校越來越多，根據《小學概覽》和《中學概覽》的網上資料，2007–08年度估計有約20%的中學和小學試行「普教中」（林建平，2008）。這個統計數字，包括了全面實施「普教中」和部分班級實施「普教中」的學校。 2 鄧城鋒

看傳媒的報導，大部分學校推行「普教中」的理據，是「普教中」具有教學成效。例如辦學人士孫方中認為「普教中」「可提高學生的中文語文水平」（〈普通話教中文160校試行〉，2007）、一位小學校長表示「普通話教學成效大」（〈應付系統評估先行．中學打退堂鼓〉，2007）。可是另一方面，傳媒也報導了一些「普教中」的負面信息，例如：「普通話班的討論氣氛，明顯受語言影響，大不如旁邊的廣東話班學生」（陳惜姿，2007）、「挑選中三的精英班試行『普教中』，學期完結後卻發現學生成績不進反退」（〈普通話教中文．學生公開試用粵語〉，2008）。因此，「普教中」是否具有教學成效，還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來論證。

也許「普教中」表面看來純然是一個教育問題，因此大部分關於「普教中」的討論都集中在教學成效方面。「普教中」的教學成效固然不可忽視，然而這不是考慮應否推行「普教中」的唯一因素，甚至不一定是決定性因素。回顧香港從1840年到今天個半世紀的語文教學發展歷史，可以看到有三個因素左右學校使用何種教學語言。這三個因素是：經濟、政治、教育（賀國強，1998，頁19–20）。「普教中」教育因素方面的討論和意見很多，可是嚴謹的研究卻不成比例，屈指可數。經濟因素方面的討論很少，有的也只是片言隻語。至於政治方面，也許是由於香港人對這兩個字太敏感，討論「普教中」政治含義的文章更少。

既然教學語言的選擇離不開經濟、政治、教育三個因素，那麼在回答應否全面推行「普教中」這個問題之前，就應該先行全面探討這三大因素。

經濟因素

學校開設普通話班，大部分家長反應良好，同意子女入讀普通話班（何國祥，2002，頁11）。這是否意味着家長認為「普教中」的學習效果優於「廣教中」呢？家長希望子女入讀普通話班，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基於教育因素，認為「普教中」教學效果更好，子女學得更愉快，「普教中」討論的反思 3

成績更好；二是基於經濟因素，希望子女藉此掌握一技之長（普通話），有助就業。那麼，哪個因素對家長的選擇起關鍵的作用呢？

回顧香港歷史，家長為子女選擇教學語言，經濟因素常起着關鍵的作用。第二次大戰前香港由英國管治，教育上推行「重英輕中」政策，但是開辦中文中學仍然大有可為，1937年約有79%的中學是中文中學（Education Department, 1938, Table II）。這是因為1949年前大陸與香港之間進出自由，當時香港經濟並不特別發達，讀中文學校可以前往大陸升學就業，因此不少家長仍然把子女送進中文中學。1949年後，香港和大陸往返不便，通曉英語不但在香港升學和就業兩方面享有較優越的地位，也便於往海外升學和發展，於是選擇中文中學的學生人數大減。1970年香港有英文中學229所，中文中學只有114所（香港政府，1971，頁73），反映了經濟因素對選擇教學語言的巨大影響。

學好普通話同樣具有經濟效益。董建華（2001，段46）在《二零零一年施政報告》提到學好普通話具有經濟效益：「市民亦必須學好普通話，才能有效地與內地溝通交往以至開展業務。」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起飛，現在已經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實體之一。香港人學會普通話，有利於接待大陸來客，或者北上消費，發展商貿，這是不爭的事實。

家長對於「普教中」的教學成效不一定有深切的認識；即使有認識，也不一定是他們選擇時的決定性因素。大部分家長希望子女入讀英文中學，何曾以教學成效為選擇的準則？又哪裏想過自己的子女是否適合以英語學習？由此推測，家長希望子女入讀普通話班，主要是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未必就等於認同「普教中」能學得更好更愉快。相反，有些家長不希望子女入讀普通話班，則往往是由於不肯定「普教中」的教學效果。家長選擇是否讓子女入讀普通話班的動機是值得探討的，可惜目前還沒見到相關的調查研究。

如果「普教中」既能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能力，又能提高學生的中文水平，那麼推行「普教中」當然是「一矢雙鵰」的好政策；要是「普教中」不能提高學生的中文水平，甚或有負面的影響，那就可能要另外籌劃了。「普教中」肯定能夠幫助學生學好普通話，而聆聽能力的提高尤4 鄧城鋒

為顯著（何國祥等，2002，頁14），但「普教中」並不是學好普通話唯一的途徑，加強普通話科的教學同樣可以滿足家長的訴求。關鍵在於：「普教中」是否真的能夠提高學生的中文水平？

教育因素

「普教中」是教學語言政策的改變，民間討論和學者研究的焦點很自然都集中在「普教中」的教學成效。「普教中」一個正面的效果是能夠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能力，但是「普教中」的主要學習目標並非普通話，而是中文，那麼「普教中」對於學習中文有沒有好處呢？根據何國祥等（2002，頁35–36）的調查，社會上同時有著肯定和否定的意見。肯定者認為「普教中」是使用一種口語和書面語相對接近的工具（普通話）來學習語文，應該有助於語文水平的整體提高，特別是書面語的提高。否定者則不以為然，認為勉強使用一種大家都不太熟悉的語言作為語文科的教學工具，語文水平也難望有所提高，反之更可能有所下降。

根據傳媒報導，贊成「普教中」的校長和教師都覺得接受「普教中」的學生的中文有明顯進步；學者調查學生的看法，也顯示學生肯定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能提高他們運用中文書面語的能力（何偉傑、林建平，2000）。可是這種「覺得」和「肯定」，是主觀感受還是客觀事實呢？何國祥等（2002，頁14–15）的研究指出：

中文水平方面，大家（校長、教師、家長及學生的意見）都覺得這會對語文學習有幫助。一半以上的學校表示學生的「作文明顯進步，行文流暢、通順，也較少方言、口語」……但事實是，中文科成績未見提高，與傳統用粵語作教學媒介語的班級比較，甚至有略遜的感覺。

2003年語常會（2003，3.2.12）總結幾個關於「普教中」的研究結果，結論是未能證明「普教中」有助提高學生整體的中文水平： 「普教中」討論的反思 5

至今所得的本地研究結果顯示，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可改善學生的普通話能力和中文寫作能力，但不一定能夠提高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因此，我們建議作更多研究，以了解成功轉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所需具備的條件，以免出現負面後果。

這個結論邏輯上有點問題。寫作是中文科十分重要的一環，改善了寫作，按理就能夠提高一般的中文能力。為甚麼研究結果顯示「普教中」可以改善中文寫作能力，卻又不一定能夠提高一般的中文能力呢？

深入分析「普教中」贊成者關於寫作能力的論述，發現原因可能是人們誇大了「普教中」對寫作能力的影響。贊成「普教中」的校長教師所引述的例子，大部分屬於詞匯和語法方面的改進。也就是說，「普教中」只能使學生遣詞造句更加規範，對於其他許多更重要的寫作因素，例如創意想像、命題立意、謀篇布局，卻不見得有甚麼幫助。看見學生作文不再出現「食飯」、「我走先」等寫法，就得出「學生中文明顯進步」的結論（〈學生中文水準大躍進〉，2007），實在大大誇張了「普教中」對中文水平的影響。

廣州話和普通話的主要差異在語音，語法和詞匯則大部分相同。「普教中」能使學生把一些詞語和句子寫得更規範，但這只佔寫作能力的一小部分，對寫作整體的影響極小。謝錫金（Tse, Lam, Loh, & Lam, 2007）比較了兩批小學生的閱讀能力，一批在本港出生和讀書，在家裏慣常用粵語溝通；一批在中國大陸出生，接受當地普通話教學一段時間後來港繼續讀書。研究結果顯示前者的閱讀能力比後者為高。這個研究並非針對「普教中」與寫作能力的關係，但足以顯示普通話能力與中文能力不見得密切相關。

要確定「普教中」的教學成效，就應該全面研究「普教中」對中文科各大學習範疇教學的影響。然而這方面的研究仍然極之貧乏，一些很應該做的研究仍然未見有學者涉足。例如教學語言的改變，必然影響到課堂的傳意和溝通，進而影響教學效果。要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借用一些現成的研究工具，例如Spada & Fröhlich （1995） 的Communicative 6 鄧城鋒

Orienta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Observation Scheme（COLT），全面地記錄課堂裏的傳意溝通活動，以便分析這些活動的教學效能。

聽說讀寫以外，中文科還包括情意品德、中華文化、文學、思維、自學等學習範疇，「普教中」會造成語言障礙，可能會影響深層次的討論交流，對這些範疇的學習構成負面的影響。本人參與一項「普教中」的研究，觀看了多節「普教中」的課堂錄像，觀察到學生答問和造句時往往採取「迴避」和「模仿」的策略，影響正常學習。學生保證了讀音或詞型句式不犯錯（或少犯錯），付出的代價是句子內容貧乏和思維訓練減少。「普教中」對中文科各大學習範疇教學的影響，尚待研究。

政治因素

語言政策（包括教學語言政策）從來就與政治結下不解緣。細說重頭，也許得從秦始皇「書同文」說起，但已年代久遠，不必多談，近世台灣的語言政策多變，是很好的例子。19世紀末日本佔領台灣，不斷推廣日語，結果是第二次大戰前成長的台灣人懂日語而不懂中文。這是因為日本並非把台灣視為日本本土以外的一個殖民地，故此全面推行日語，藉此把台灣變成日本本土的一部分。有別於日本視台灣為本土的一部分，英國只把香港視為英國本土以外的一個殖民地，因此英國從來沒有打算在香港全面推行英語。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台灣，首先就是禁止日語，然後壓制閩南方言，全面推行國語。這個語言政策的目的，是要把台灣文化改造為中原文化，視台灣為繼承正統中國文化的基地。有台灣學者批評日本和國民政府的語言政策，本質上都是「單語的殖民政策」（李勤岸，1996，頁118）。20世紀90年代，台灣本土勢力大盛，於是推出鄉土語言政策，與「本土化」甚至是「台獨」的政治目的相呼應。台灣百多年的歷史，清楚地顯示了語言政策與政治的關係。

「九七」回歸以後，特區政府積極推行母語教學。推行母語教學，並不單單是教育方面的考慮，也有政治的含義。郭康健（1998，頁299）論及推行母語教學具有政治含義，並指出推行普通話也有同樣的意義： 「普教中」討論的反思 7

現時在香港急於推動母語教學，與香港回歸中國的政治形勢配合，其作用不單是強化母語作為學習及溝通工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透過母語強化香港人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使香港人與中國的疏離關係可以拉近，從而彼此接受及融為一體。若此情況實現，縱使我們終於以普通話取代母語的粵語，就如我們現時以地區主流語的粵語，來取代我們鄉間的方言一樣，不覺有太大的不妥或難於接受。

許多學者認為語言是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另一方面，一般人認為一個國家內部所使用的語言越多，越有可能產生政治衝突（施正鋒，1996，頁62–66）。普通話是中國的共同語，以普通話取代廣州話為教學語言，應該能夠減低香港人對於回歸祖國的疑慮抗拒心理，產生「融為一體」的效果，真正體現「回歸」的意義。

為甚麼母語教學能夠「強化香港人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推行普通話能夠使大陸與香港「彼此接受及融為一體」？這是因為語言與文化的關係非常密切。著名的Sapir-Whorf hypothesis這樣描述語言的巨大力量（Salzmann, 2007）：人類通過語言來認知世界，語言模式決定人們的思維方式，語言決定人們的世界觀，類似的語言模式，就能得出相類似的世界圖像（world vision）；反過來說，操不同語言的人面對同一件事物，其認知可以截然不同。根據這個理論，廣州話和普通話的差異頗大，會造成香港和中國大陸相當大的文化差距。推行「普教中」，香港學生學到的不單是普通話，還有普通話承載的中國文化。通過「普教中」，香港學生就能夠建立與中國大陸人民一樣的世界圖像，從而實現「彼此接受及融為一體」的「回歸」。

一些「普教中」贊成者的確是從文化的角度看待這個教學語言問題，他們把「普教中」視為承傳中國文化的先決條件：

語言不僅僅是人類日常交際的工具，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已經回歸了，她是我國的一部分，因此，她是責無旁貸地擔當承傳和發揚中國文化的任務。（何國祥等，2002，頁35） 8 鄧城鋒

這段話隱含的意思是：廣州話不是學習中國文化的適當媒介，使用普通話才能有效地承傳和發揚中國文化。Sapir-Whorf hypothesis就是這個論點的理論基礎。既然普通話才足以「擔當承傳和發揚中國文化的任務」，因此有必要在香港推行「普教中」。

這個論斷尚有斟酌餘地。首先是Sapir-Whorf hypothesis的正確性。當代學者普遍認同語言對於人們的世界觀和行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都認為Sapir-Whorf hypothesis過分強調了語言對人們世界觀的影響力（Salzmann, 2007）。其次是廣州話不是承傳和發揚中國文化的適當媒介這個假設是否成立。如果說英語不是承傳和發揚中國文化的適當媒介，相信大家都不會有異議；廣州話雖然是方言，卻也屬於「中文」，何以見得不能擔當承傳和發揚中國文化的任務？第三，即使承認廣州話和普通話承載着不同的文化，也不見得現時就要全面推行「普教中」。香港文化與中國大陸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異，有些文化項目（如司法制度、法治觀念）的確比內地先進，可供內地借鑒。香港文化自有其存在價值，發揮「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功能，不必只要求香港擔當「承傳和發揚中國文化」的任務。如果說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為求延續香港獨特而有價值的文化以幫助中國現代化，則現時仍有必要維持廣州話為教學語言。

從「語言─文化」的角度探討「普教中」也是有價值的，可惜至今仍然未見有深入的討論和嚴謹的研究。

結語

課程發展議會（2000）和語常會（2003）都肯定「普教中」為長遠目標，可是沒有清楚交代理據。最近有人質疑推行「普教中」的理據（龐永欣，2008），語常會主席田北辰（2008）的回應仍然只有「普通話聽說能力比用廣州話學習的學生有進步」和「寫作也較流暢」兩點。田氏之說不足以成為推行「普教中」的充分理據，上文已有分析。 「普教中」討論的反思 9

研究成果常常是制定政策的依據，雖然有研究結果顯示「普教中」有助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劉筱玲，2005），然而直至今天這方面的研究實在太少，依然未有定論，課程發展議會（2007）的網頁仍然寫着：「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並指出三項研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

「普教中」的教學成效未有定論，就應該鼓勵學術界進行相關的研究，語常會於2008年（4.9）卻提出這樣的建議：

學術界方面，宜由普教中的理論研究層面（例如普教中的成效）轉向實際探究的層面（例如普教中的課堂運作），以助普教中有效地落實推行。

至今「普教中」理論層面的研究仍少，應多加探索；而「理論研究」與「實際探究」兩者密切相關，相輔相成，不宜偏廢。語常會作此建議，實在令人費解。

把「普教中」定為長遠目標，即使教育因素不夠充分，政治和經濟也可以是合理的依據。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是一個族群最明顯的標誌。「書同文」可以營造大一統的向心力，相反，台灣的鄉土語言政策也會構成一股「去中國化」的離心力。無庸諱言，在香港「推普」（推廣普通話）或者實施「普教中」，的確可以產生「彼此接受及融為一體」的政治作用。不過，這種語言和文化都歸於一統的觀點並非人人認同。劉永漢（2007）認為以北京話為首的北方語系和以廣州話為首的南方語系，各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體系，擔心「普教中」會令學生失去接觸廣東話這個文化寶藏的機會。陳雲（2008）也指出一切以普通話為尚，等於「接納了北方官話的文化霸權」。

現今世界崇尚多元文化，許多先進國家都刻意保留多種語言，瑞士的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s）有德語、法語、意大利語、羅曼殊語（Romansh）四種，紐西蘭則特設毛利語委員會（Māori Language 10 鄧城鋒

Commission），專責推廣毛利語及毛利文化。語言多元化有其優點，毛利語委員會（Māori Language Commission, 2008）指出，推廣毛利語能夠增強紐西蘭人的語文能力，更適應現今講求創新和創意的知識型市場經濟。此外，有學者指出「多語」（multilingualism）能使人更理解和欣賞別國的人民，從而減少種族主義、仇外（xenophobia）等破壞社會和諧的因素（Carpenter & Torney, 1974）。今天中國大陸和香港都提倡創意，都希望建立和諧社會，制定教學語言政策，不可以不考慮語言多元化的優點。

語言政策帶有政治和文化的目的是自然不過的事，要是「普教中」有任何政治和文化的含義，也不妨清楚展示於人前。也許是香港人對 「政治」兩個字太敏感，甚至把這個詞「妖魔化」，凡事涉及政治人們總往負面裏想。在「政治過敏」的氣氛下，關於「普教中」的政治意義的討論和研究少之又少，是一個亟待彌縫的缺陷。

以上的論述並不是要否定「普教中」這個教學語言政策。這裏要指出的是，對於這個課題的思考、討論、研究，仍然很不足夠。初步看來，「普教中」的教學成效成疑，而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可以找到肯定「普教中」為長遠目標的理據。但即使因某些政治和經濟的理由肯定了「普教中」政策，考慮到教學成效和香港獨特的文化功能，也不宜短期內全面推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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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Discussion of Using Putonghua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Teaching Chinese

Shing-Fung TANG

Abstract

Since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CDC) (2000) confirmed that using Putonghua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o teach the Chinese Language (PMI) would be a long-term goal, more and more local schools have attempted to practise PMI in different forms. It seems inevitable that PMI would be implemented in Hong Kong.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and the controversies over PMI,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e nature of the issue and aims to show the inadequacy of the current discourse. Directions for further inquiry into PMI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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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城鋒，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助理教授。

聯絡電郵：sftang@ied.edu.hk